公共科學研究主張公開發表，但研究過程都是在小圈子內運行。首先由專業學者個人或團隊提出研究假說，制定研究計劃，向有關基金機構申請經費，申請書被同行評議，如果評議獲得通過，申請者可利用得到經費按照計劃開展研究，研究獲得結果寫成研究論文，再次經過同行評議，如果獲得認可，論文可公開發表。在這個典型的研究模式下，幾乎所有過程都在一個封閉小圈子內展開，外部人員幾乎對內部過程一無所知。這個系統有效實施的前提是我們一直奉行的原則是專業問題只有專家才能解決，或者只有本領域科學家才能進行本領域科學研究。表面上這個體系似乎恰當，但長期運行過程中，也會出現典型的“當局者迷”的缺陷。

    人才和專業劃分對有效解決一些科學問題可以發揮重要作用，但也限制了相互之間協作溝通的效率。經驗表明，不同學科之間的合作和交叉確實有可能促進問題的發現和解決。例如在英國在戰爭期間許多雷達技術人員，戰后轉向用這種技術解決太空信息收集和生物分子結構的研究，給戰后的科學發展帶來了許多突破。英國卡文迪許實驗室本身主要在物理研究領域，后來轉向生物大分子結構分析，導致了DNA結構的解析和遺傳物質的確定，奠定了分子生物學發展的zui重要基礎。更的例子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31年，Lawrence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創建輻射實驗室，并廣泛招募物理、化學、生物、工程學和醫學領域的人才，組成一支開放性的團隊。到現在為止，這個團隊已經產生了13名諾貝爾獎獲得者，57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3位國家科學勛章，18位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這是開放合作成功zui典型的代表。

    在現在信息開放的時代，能否利用便捷的網絡技術，把科學問題的提出，研究方案的制定，研究結果的分析和報告論文的形成等全面肢解，把每個過程都對所有可能的人員公開，zui終形成一種快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新方法。這顯然值得探索和嘗試。

zui近哈佛醫學院對這個問題進行真實的探索，這個項目被稱為“哈佛催化劑”，研究首先讓大家針對1型糖尿病提出問題。2010年2月，哈佛大學校長德魯•福斯特向全校4萬多教職員工和學生發出邀請征求1型糖尿病的研究課題，zui終25萬人收到這個邀請，產生了150個研究思路和假設，其中12個zui終勝出。隨后組織了跨學科研究團隊，針對這些新思路公開招募團隊并提交研究計劃,zui終7個團隊分別獲得了15萬研究經費。其本質就是將提出科學問題和研究計劃的過程*分離。

“哈佛催化劑”是一個全校性的研究轉化科學中心，坐落在哈佛醫學院內。目的是探索現在私營企業和政府部門推廣的“開放式創新”是否適用于傳統的學術研究。有學者對此提出質疑，認為可能會導致本領域*科學家的作用被忽視，因為只有他們才真正了解什么是重要的科學問題。該機構的一個目標是加快哈佛醫學院內部資源共享，促進各領域的合作強度。

“哈佛催化劑”不只是尋找提出新問題的途徑，而且希望對，形成研究問題，到制定研究計劃，同行評價，到關鍵技術問題的突破，等整個科學研究過程進行全面公開。

關開放式創新研究的模式已經比較明確，基本原理就是鼓勵大量參與者，利用集體智慧和創造力來解決問題。開放創新的成功模式如開源軟件、開放平臺、有獎比賽、眾包、、分配式制造、共享貨物和存儲等等。開放式創新系統的核心是如何吸引量參與者。在私營領域和政府部門，開放式創新已經顯示出明顯優勢。許多大型機構如禮來、寶潔、迪斯尼和美國航空航天局都已經啟動了各自的這里項目。

哈佛醫學院zui早是在申請NIH研究轉化科學中心時開始考慮這個方案，其原始動力是希望能獲得穩定的NIH研究研究經費支持。因為NIH的總體目標就是整合不同機構和領域的跨學科研究人員，共同解決人類健康領域的重大問題。2008 年 5 月，“哈佛催化劑”獲得了 NIH的1.175億和哈佛大學系統7500 萬美元的研究經費，這些經費的本來目的是用于教育和培訓研究人員、基礎設施建設和研究計劃。意外的是，這一項目沒有很好地吸引整個哈佛各領域和各層面人士的參與熱情，這顯然難以實現促進基礎成果進入研究，加快解決研究問題的轉化醫學研究目的。

公共科學研究的重要特征是公開。雖然學術科研過程比大部分商業研究更為公開，但學術科研過程本身的密閉式循環存在邏輯上的尷尬。在研究體系中，只有少數個人決定創新的走向和執行。一個科研團隊通常由一名實驗室主任領導和召集，他們首先決定要探索哪些假設。研究問題和假設是基于這名實驗室主任及其合作者接受過的訓練、教育和專長而產生的。同行評議可以對他們提出的方案進行評估，并提出修改建議，zui后根據研究方式和資助目標是否符合來決定是否給于資助。研究團隊開展實驗性研究，根據實驗結果的質量和重要性，把結果發送給同行進行評議，以決定是否可以發表。顯然，這個系統中學術產品是公開的，但整個過程*是封閉系統，所有過程只限于本領域內的專家。

愛因斯坦說過，“問題的形成常常遠比解決方案更為重要。解答問題可能僅與數學或實驗技能相關。提出新問題、新可能性、從新角度看待老問題，則需要充滿創造力的想象，真正標志了科學的進步。”

“哈佛催化劑”這次沒有直接找專家找問題，而是采用有獎競賽形式公開征集思路，決定研究方向。因為這很有可能可發現被專家們忽視長期忽視的重要問題。InnoCentive這次也被借來助威，作為網絡平臺招募參與者。這個項目的名稱是一個問題：治愈1型糖尿病，有什么是我們不知道的？有獎競賽在2010年公開征集思路6周，通過《自然》、哈佛和 InnoCentive 社區發布廣告。活動要求參賽者必須提出清晰界定的問題或假說，以具有應用前景的新方向推動1型糖尿病的研究。活動不要求參賽者任何背景，也不需提供任何解決方案，只需要清楚定義進一步探索和研究的問題或領域。對研究涉及的領域范圍也不限制，個人和團隊都可參與。

共有779人點了這個鏈接，來自17個國家的163人提交了195個方案。經過篩選，整理出符合規范的150個方案。這些方案覆蓋了免疫學、營養學、干細胞/組織工程學、機制、預防和患者自我管理等各個領域。這些參與者的背景各異，大部分沒有糖尿病研究背景。通過對這些方案進行分析，結果發現包含有732主題詞，與已經發表的論文數據庫分析發現，和PUBMED的150篇1型糖尿病論文中1452個主題詞存在208個重疊，和醫學數據庫150篇論文中1440個主題詞存在306個重疊，結果證明這些方案和目前研究的領域存在明確不同。

開放式創新的一個關鍵步驟是從眾多方案中篩選出一批zui方案。普通情況下的同行評議是少數資深專家，對這種評議方法的研究發現，專家評議往往存在顯著偏見。理論上看，集體的力量往往超過部分專家的作用。按照開放式創新的原理，這次評議邀請了背景覆蓋范圍很大的專家隊伍參加。

“哈佛催化劑”利用哈佛的資源，從中招募到6組共142名不同類型的評議專家。經過對150份方案雙盲評議，獲得2130份評估報告。研究發現，不同類型的專家存在比較大的出入，只有4個方案被6組不同類型專家中兩組以上專家同時評議為*%。zui后的結論并沒有*依賴任何一批專家，是把所有意見進行綜合分析，篩選出12個*方案。獲勝者包括一名患1型糖尿病的人力資源專家、一名大四學生、一名生物統計學副教授、一名家人患有糖尿病的退休牙醫、生物醫學教研人員，以及一名內分泌學家。

確定了研究方向后，開始組織跨學科的團隊。一般情況下，學者比較習慣于開展自己熟悉領域的研究，這次活動希望了解是否非生命科學領域的學者能否具有實施這些研究計劃的能力。

慈善機構利昂娜哈利荷姆斯莉信托基金會的興趣之一是資助治療糖尿病的新方法。該基金會為哈佛大學提供了100萬美元的資金，鼓勵科學家們對這些新方案開展創新性研究。圖爾卡和夏普組織哈佛糖尿病專家們對這12個方案梳理成5個研究主題。組織者對這些研究機會進行廣告宣傳，也通過學院的人力資源數據庫，結合研究主題定向選擇合適的研究人員。通過進行統計學分析，從數據庫中匹配出1000多名學者名單。這些學者zui可能具有完成這些方案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雖然有一些是糖尿病領域學者，但更多和糖尿病研究沒有關系。組織者給這些人發出建議申請這些研究的通知，并建議那些學者可以作為合作對象。zui后終于產生了31個研究團隊，分別競爭信托基金的15萬美元啟動基金。31個研究計劃有糖尿病和免疫學專家組成的小組進行評議，zui后7個團隊勝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31個團隊負責人中23人是通過計算機軟件選擇的，其中14人過去沒有糖尿病方面的研究背景和基礎，在7個獲得資助的項目中，5個項目的負責人過去并沒有很強的研究基礎。這正是開放式創新的關鍵特征和目的。

這次開放創新模式表明，即使象哈佛醫學院這樣*的學術機構，在協作創新方面仍有很大余地，采用開放式創新也能取得成效。非常有意思的是，開始許多人對這個象鬧劇的活動表示懷疑，但結果發現這個活動把一些相互沒有合作關系的學者整合起來能激發出更大的研究熱情和創造動力。這種模式能幫助學科建立潛在的跨學科方向，過去在領域內并沒有人意識到這種需求。一旦這種橋梁搭建成功，個人和團隊都開始迅速交叉融合。這是一種釋放潛在的巨大創造能力的有效手段。

除哈佛醫學院以外，也有一些美國學術機構開始探索類似的開放式創新方案。如NIH、克里夫蘭診所和青少年糖尿病研究基金會。這類探索表明，這種開放式創新模式不僅適合于商業和政府，在學術機構讓具有明顯的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