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FT 和業界組成的六人評委會選出了“50個塑造今日商業世界的觀念”。這些觀念十分多元，包括技術發明、社會變革、法律和金融工具。它們被歸為12類：人、計算機技術、技術應用、化、消費者、能源、航空、金融、管理、生物技術、版權和工業流程。

以下為生物技術部分

生物技術可溯源至中世紀歐洲的藥劑師和19世紀德國魯爾山谷的染料與散裝化學品生物試劑商，但制藥業憑借自身努力已發展為一種重要的性工業。

生物技術的大多數突破是由學術研究人員與醫生取得的，但制藥業支撐了藥物的商業化，為大幅改善生活質量和延長壽命做出了貢獻，其好處包括生物試劑率提高等。

降低膽固醇與高血壓的藥物緩解了心臟病的威脅。針對哮喘、人類免疫缺陷病毒（HIV）和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治療手段已把使人衰弱的疾病轉變成了更加可控的慢性病。現在已經有了治療瘧疾的藥，治療丙型肝炎的藥物也很快就將問世。

制藥業雇傭了數十萬技能嫻熟的員工，繳納了大筆稅賦，支撐了性的供應商生態系統，每年投入400多億美元用于研發，通常會將銷售額的10%至20%用于再投資，這一比重超過其他任何行業。

但大型藥企也淪為自身成功的犧牲品。取得新科學突破的速度已有所放緩，越來越高的監管及其他門檻增加了研究研發的成本。

銷售定價更高、利潤率更高的藥物留下了一個需要填補的窟窿，而非藥物競爭加劇、醫療服務業不愿為此埋單。

制藥業正在忙著削減成本、重新審議定價政策，并把研發外包給高校以及較小的生物技術企業。

如何延緩衰老仍是一項重大的科研挑戰，而大型藥企也正在尋找延緩自身衰老進程的藥方。

現代藥品與生物技術

上世紀70年代，當格雷格•溫特（Greg Winter）還是一名從事實驗室工作的年輕科學家時，他認識到了使用抗體來治療感染的可能性，但他不知道自己的研究zui終會達到怎樣的商業化程度。

他把從老鼠身上獲取的單克隆抗體（mAb）“人源化”，用來治療疾病，同時不會產生過多的副作用。這一努力為現代藥品的出現鋪平了道路，幫助建立了現代生物技術產業并讓大型制藥企業*。

zui初，這種抗體大多用來治療癌癥。而現在，治療乳腺癌和結腸癌的阿瓦斯丁（Avastin）等藥物也使用了這種抗體。

現在單克隆抗體用于治療多發性硬化癥和哮喘等疾病，其zui重要的影響是在類風濕性關節炎的治療上，它促成了阿達木單抗（Humira）等藥的問世。阿達木單抗是**人源化的單克隆抗體，目前是*二大藥，去年創造收入逾90億美元。這種成功突顯出生物技術研發過程是多么的復雜、化和不確定，它依賴于學術和政府資助的研究，以及變幻莫測的商業研發支持。

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為上世紀70年代塞薩爾•米爾斯坦（César Milstein）和喬治•科勒（Georges Köhler）分離單克隆抗體的原創性工作提供了資助——兩人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Nobel Prize）。溫特“人源化”了這些抗體，他的同事邁克爾•紐伯格（Michael Neuberger）開發出一種新技術，對此起到了幫助。迄今為止，英國醫學研究理事會因此獲得了約6億英鎊的使用費。

溫特表示，傳統的大型藥企zui初對單克隆抗體有所懷疑，努力研發這些開創性生物藥品的是美國那些較小的生物技術企業，尤其是基因泰克（Genentech）和Centocor公司——后者現被稱為揚森生物科技公司（Janssen Biotech）。

研發阿達木單抗的劍橋抗體技術公司（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ies）是溫特自己的公司之一，該公司在2006年被阿斯利康（AstraZeneca）收購。后者隨之將阿達木單抗授權給雅培（Abbott Laboratories）生物試劑。該藥獲得極大成功，以致于投資者擔心它會破壞公司其他業務的穩定，這種擔憂導致雅培去年將制藥業務剝離出去，成立了一家名為艾伯維（AbbVie）的新制藥公司。

現在，大型藥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熱衷于收購生物技術企業或將自己zui有前途的產品授權給它們生物試劑。這個由化學藥品主導的產業在數年前還是岌岌可危，但單克隆抗體和其他生物藥品為其注入了一針重要的“強心劑”。

高產農業

1798年，英國理論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預言，世界人口有朝一日將增長到超出地球供養能力的水平，一些人將得不到足夠的食物，從而導致大范圍的饑荒和死亡。

似乎沒有哪個國家要比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初的印度更有可能讓這種悲觀預言成真的了，當時，印度糧食產量的增長未能跟上人口的增長，印度政府不得不依賴外國的糧食援助。上世紀60年代中期發生的兩場干旱，更是讓人們擔心印度即將爆發饑荒。

但如今，印度已實現糧食自給自足。這種轉變是“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的成果。“綠色革命”為亞洲各地數百萬小農戶帶來了高產雜交種子和其他高科技、集約化種植技術。

“綠色革命”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這兩家慈善組織、研發新高產種子品種的農業研究機構、以及大舉投資于化肥、灌溉網和農藥的各國政府推動的。

許多亞洲國家由糧產量僅夠維持自身消費的國家轉變為糧產量有富余的國家，這創造了一些商機。嘉能可（Glencore）、ADM公司（Archer Daniels Midland）、來寶集團（Noble Group）以及路易達孚（Louis Dreyfus）等大宗商品貿易商從小麥、油籽、糖等農產品的加工、儲存、運輸和分銷中賺到了數十億美元。

高產種子生物試劑（主導者為孟山都（Monsanto）、杜邦（DuPont）和先正達（Syngenta））、化肥和現代灌溉系統也有著很大的商業規模。

“綠色革命”招致了一些批評。在印度，許多人認為集約化耕種破壞了土地的肥力并導致印度北部地區地下水位下降，同時許多小農戶因投資了昂貴的種子而破產——如果沒有足夠的雨水，這些種子就無法生長。但由于“綠色革命”避免了馬爾薩斯的可怕預言成真，人們當然有理由為之歡呼。